十五、十六世纪的欧罗巴正处于不亚于十九、二十世纪的飞速变化中，中世纪的灵性秩序已处于瓦解边缘，来自意大利的物质主义正向北方扩张与渗透，思想的碰撞带来的是新事物爆炸性的出现与生长。瘟疫、裂教与突厥人的崛起则在现实层面罩上一层阴云，而在遥远的大西洋彼岸，一片广袤的未知才刚刚现出身影。如果说艺术活动离不开人类观念，而后者又扎根于个体对所处时代的体验，那么艺术就不可能不反映某种时代精神，我们的问题于是成了，丢勒，这位亲身经历了黑死病与宗教改革的画家，他所代表的北方文艺复兴到底反映了什么精神？
中世纪人眼中的世界，按照今天的观点来看，是晦暗不明的，实际体验与超越体验混杂在一起，使得日常生活都染上了一层奇幻的色彩。《蒙塔尤》里描述过南法农民的生死观：在每个夜晚，死者的灵魂都徘徊、游荡在山区、原野与教堂中，他们会偷偷闯进家中，把熄灭的灰点燃，喝光桶里的酒。魔鬼几乎无处不在，岩石中、树木后面、死者的床前甚至是骑着猫头鹰飞翔在夜空中。隔三差五就会发生某种奇迹，梦中的事情被当作对现实的启示叙述（后面会提到，我们的主角，丢勒就曾亲自见过异象）。因此也不难理解，为何下面这幅晚期哥特式木刻版画中，濒死之人会被一群魔鬼包围，而旁边则聚集起一大群圣徒，正试图驱赶魔鬼并将死者接入天国中。
北方文艺复兴，尽管大量吸收了新的技巧与思维方式，却并未真正远离中世纪的世界观以及以宗教为核心的创作原则。丢勒在回忆录中提到他母亲之死时如是说道：
上主已保证我将享有幸福的终末，祂将带着天国的军势、我的父、我的母、我的亲人与朋友来迎接我的死亡，然后全能的上帝将赐予我们永恒的生命。阿门。
这是很典型的中世纪死亡观，恰如下面这幅木版画所表示的。
在圣母的最后时刻里，基督在天上注视着她，使徒则在地上守候。而在丢勒的表现中，却多了一层人情味，在提及其生母，Barbara Dürer，的最后时刻时，他写到
她总忍受着瘟疫与其他痛苦的疾病，遭到贫困、仇视、嘲讽与恐惧的困扰，但她从不怀带或对他人施以恶意！... 她很害怕死亡，但她也说她不害怕面对主。尽管她死的很痛苦，我敢说她看见了某些可怕的事物，因为她向我要圣水，尽管很长一段时间内她都保持着沉默。在那之后，她就闭上了双眼。我可以看出死亡是怎样给她的心带去打击的，也看到了她怎样带着痛苦合上了嘴和眼离开。我向她重复祈祷，我对她感到无法表达的悲伤 ...
这段文字几乎把一位贫苦人最后的受难展现在了读者眼前。但我想比起文字，下面这幅肖像画能带来更直接的情感体验：
（原图）
这种现实主义的描绘拥有将人的整个生命浓缩进画中的力量，它展现出一种比中世纪的阴郁画作要强大的感染力：一位瘦骨嶙峋的老人，已经失去活力但仍满溢信念。这是直接的、人与人的情感交流，不经由任何教条，却保留了那个最核心的精神：战胜死亡。
丢勒对奇迹与异象有着某种中世纪人的纯朴信念，他提到
我见过最伟大的奇迹是在1503年，当时十字架如雨点般落在许多人身上，落在孩童身上的比大人要多 ...
他还提及见到了一颗彗星，正如出现在他出名的melencolia中的那颗一样。提到异象就不能不谈默示录，在他生活的1500年左右，欧洲社会正处于高度紧张的状态，千禧年主义的传播使人们又一次将注意力放到默示录，或者说，此世的终结上来，丢勒最重要的早期刻版作品之一，若望默示录就是在这个背景下创作的。若望目睹了罗马对教会的迫害，昔日宗徒一个个离去，内有宗派斗争外有敌视，自己也充军于小岛之上，怀着对罪恶的怒火、近乎绝望的盼望，默示录诞生了。其中关于开启第五、第六印的画作（wiki中第五幅）最好的体现了这一时代精神
以后我看见，当羔羊开启第六个印的时候，发生了大地震，太阳变黑，有如粗毛衣；整个月亮变得像血，天上的星辰坠落在地上，有如无花果树为大风所动摇而坠下的未熟的果实；天也隐退，有如卷起的书卷；一切山岭和岛屿都移了本位。世上的君王、首领、军长、富人、勇士，以及一切为奴的和自由的人，都隐藏在洞穴和山岭的岩石中，向山岭和岩石说：“倒在我们身上，遮盖我们罢！好避免那坐在宝座上的面容和那羔羊的震怒，因为他们发怒的大日子来临了，有谁能站立得住？” [默 6:12-17]
秩序崩溃，星辰坠落，无助的人们只能在黑暗中颤栗，时人的精神世界大概就是如此。此外，丢勒也将他在梦中见到的事物画了出来
所谓清醒时所想会进入梦中，这并非只是某种美好的梦幻图景，还是他本人对末日的幻想，正如他亲自说的
在星期三与星期四之间的夜晚，在圣灵节之后，我在睡梦中看到了这景象，多少瀑布从天上坠下。第一个瀑布在离我大概四公里的地方落下，带着恐怖的力量并发出巨大声响，随后又裂开并淹没了整片大地。我对此感到无比害怕。然后其他的瀑布也落下了，有的近有的远，但都带着很强的力量。由于他们都从很远落下，因此速度看上去好像是同样缓慢。当第一个瀑布快要接触地面，才显示出其落下的速度之快，并卷起了狂风、发出嚎叫声。终于我在惊吓中醒来，全身颤抖不停，长久难以平静。于是第二天早上起床后，我画了我所看到了东西。上帝的奇妙造化总能将一切事物转化为最好的样子。
这里值得注意的是，尽管有着非现实的根基，画家仍然将现实经验融入了创作中，这幅作品对距离的精确把控没有经过长期的现实训练是无法做到的：咆哮着落下的瀑布随着距离远近而出现色彩变化，运用透视法创造出的空间感则将观者摆到了那个荒原之上无力的注视者的位置中。这些都是新时代技巧与理念的印记。丢勒很清楚光学、测地学、透视学对绘画的重要性，他对这些理论与技术性事物的一个表现高峰是一幅关于围城的作品。可以说，将瞬时的灵感与超越体验和系统性的、理论性的、经由长期训练得到的技术进行结合，是丢勒，也是北方文艺复兴最大的特质之一，当时的两股主要思潮，实证主义与宗教灵感并未在丢勒这里发生冲突。这也符合当时兴起的哲学思潮，库萨的尼古拉试图挽救中世纪灵性根基而对有限与无限作出的描述，即万物之中皆有上帝，为这种和解打开了大门。
然而，任何思想都不是一天建成的，丢勒早期的作品，可以说并未超出晚期哥特式对符号的繁杂运用以及晦暗、缺乏理性的构图，例如他青年时所作的磔刑，完全没有其晚期作品的简练。那么，他是如何接触到来自南方的新思想，并将之融入到自己的艺术实践中的？1490年，正值青年的丢勒踏上旅途，告别家乡，去到上莱茵的科尔马，打算拜访画家Schongauer。尽管到达时后者已不幸逝世，但他还是在那里停留了四年之久。他在巴塞尔与斯特拉斯堡之间游历，这两座城市是当时知识分子活动的中心之一，各种中世纪思想和诗作在此传播，来自南方的人文主义、古代思想也得到包容，起初仅限于写作，后来以更多样的艺术形式为北方人所知。也是在这时，丢勒接触到了布兰特的作品。在《愚人船》中，既有的社会层级遭到质疑，人生的荒谬则被作者以讽刺的手法道出。此时宗教改革尚未开始，一些不太正统的观念被教会允许以讽刺的形式出现，故而丢勒能够参与到这本书的插图绘制中而不至于成为危险分子。这项工作无疑是对画家能力的一个考验，因为它需要对社会上的各式人物具备清楚的认识，还得能作出足够锐利的观察。丢勒在他的一幅自画像中展现出了这种观察力：
头脑中的实证主义理念与早年接受的传统中世纪教育在头脑中战斗，新的思想正在痛苦中形成，这个画家，这个旅人，这个青年的忧郁与坚决全都跃然纸上。
另一个思想上的转变来自中世纪哲学的发展，威廉的奥卡姆将共相与个体存在做了分离，在艺术上，这表现为对实际事物而非象征事物的描绘。丢勒在这个方向做了许多实践，例如
此外，这时期还有许多以身边的人或自然事物为主体的作品。
1495年，丢勒为了躲避瘟疫，亦是为了离开他家乡的狭隘，探索新的印象，他踏上了前往威尼斯的旅途。在这段旅途中，丢勒并未偏离他既往的艺术传统，但精神已经悄然改变，南方的生活方式与态度在他的心中激起了某种新奇的感情，人鲜活的生命第一次得到画家的关注。
蒂罗尔的高山与群谷在画家眼前展开为一幅宽广、辽阔的宇宙图景，雪山的峰顶与深谷的幽静让丢勒第一次直观感受到人的渺小，他几乎是带着激动的心情将这一新世界固定了下来
特伦托开放的港湾与延绵至远方的峡谷，城市被幻影般的蓝色石墙围起，倒映在被晨雾包裹的银镜中，朝日升起将群山染成玫瑰色，你仿佛都能闻到春日清晨山间的气味。这种对色彩、氛围感的关注很少在同时期的画家那里找到。而一旦获得了这种新视野，故乡的旧景也得到了新的诠释
与这些现实作品形成对比的，是他同时期正在进行的作品，即我上面提到的默示录木刻画。鲜活的自然与此世终末的毁灭图景在这里发生了合流。
上面是一幅来自1000年代——一个同样动荡的时代——的画作，描绘了巴比伦被彻底毁灭的图景
然后，一位强而有力的天使，举起一块大如磨盘的石头，抛在海中说：“伟大的巴比伦城必要这样猛力地被人抛弃，再也找不着她了！弹琴者、歌唱者、吹笛者和吹号者的声音，在你中间再也听不到了；各种工艺的匠人，在你中间再也找不到了；推磨的响声，在你中间再也听不到了；灯台上的光，在你中间再也不发亮了；新郎与新娘的声音，在你中间再也听不到了，因为你的商人都是地上的要人，又因为万民都因你的邪术受了迷惑；且在此城中找到了诸先知、诸圣徒以及一切在地上被杀者的血。” [默 18:21-24]
其庄严肃穆仿佛一场永恒的仪式。丢勒当然保留了普世性与永恒性，但他的画作有着更加现实主义的精神，并将自己对自然的观察融入了作品中，例如关于七位天使吹响号角的那幅作品（wiki中第八幅）：我们看到火与血抛洒到大地上，燃烧的山炸裂般地被丢进海里，星辰坠落，哀嚎声从鸟嘴中发出。最晦暗的启示得到了毫不缺乏现实感的表现。中世纪的精神在丢勒这里复活了，并不是以某种散发臭味的腐尸形态，而是在保留过往伟大的同时获得了属于新时代的生命。
除风景外，丢勒还对动植物做了许多观察与描绘，他最出名的作品之一，可能就是那只兔子了：毛皮向不同方向弯曲，神态紧张，紧绷的姿势仿佛下一秒就要跳开逃走。另外一幅高草丛中，植物的无序与叶片的褶皱都是画家长久观察自然的证明。有一次，丢勒为了见一只搁浅的鲸鱼而前往荷兰，虽然他到达之前鲸就已经解体了，不过他意外地见到了海象。
当然，丢勒一生未偏离信仰，对自然的热忱也并未影响他的虔诚。相反，他将自然主义的经验融入到了宗教绘画中，例如玛丽与动物。利用外部世界的经验，丢勒装点了他的内在王国。然而时代在躁动，虔敬的画家从自然中认识上帝时所怀揣的朴素情感，即渴望以更亲近的方式接近上帝，渴望在物质主义的浪潮下为纯净的信仰取得一个庇护港，在不久后就将获得更清晰的形式，即所谓宗教改革
丢勒，自然地，也被路德的运动吸引了。他结交的朋友中有许多参与了对罗马的抗议，而他本人也带着某种激情跟随了路德，因为在嘈杂纷乱的时代中，他将德意志人心中隐藏了两个多世纪的情感用最简单有力的话语表达了出来。在写给朋友的一封信中，他写到
上帝请帮帮我，如果我有幸能遇到马丁路德博士，我将用尽心血为他绘制一幅肖像画，并将它刻在铜上，以此来长久的纪念这位基督徒，他帮助我脱离了沉重的压力。
然而，丢勒从未真正理解路德与伊拉斯谟的分歧，对他来说，两位改革者所代表的人文与宗教思潮似乎并无太大的不同。在他写完一封为身陷囹圄的路德祈祷的信后，又将伊拉斯谟认定为基督的战士，并以自己在1513年的作品，骑士，死亡，与魔鬼中描绘的基督徒形象来形容他。不过我倒是觉得，这位无畏的追随着自己内心中的前往天国之路，在时代的诱引下保持真心，带着热望沉稳前进的画家要更符合这一形象些。对他来说，信仰是其实证主义的依靠，亦是自信前行的支撑。他的确是新时代的画家，不仅是在于对外在可见世界的探索与征服，亦是在于内心中对基督永恒的道的直接信念
